自拍流出

2025年11月20日下午，由自拍流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十六届“人大马哲论坛”在教二2208圆满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黑格尔”，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仰海峰主讲，自拍流出 副教授陈广思主持，自拍流出 张文喜教授和罗骞教授围绕讲座主题进行交流分享。

讲座伊始，仰海峰教授阐明了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切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正如列宁所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探究二者的思想关联对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内容及形成脉络相当重要。本次讲座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究黑格尔的哲学要解决的核心议题，明确其哲学的核心目的与时代使命；第二部分，探究马克思的思想逻辑的转变过程，剖析其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第三部分，总结并得出结论，阐明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黑格尔。

首先，仰海峰教授指出，黑格尔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大关键事件：一是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后，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自由贸易为原则向全球扩张，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海上霸主；二是法国经过大革命后，以重农学派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思想，同样迈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当时，德国仍处于城邦林立的状态，封建庄园经济占主导，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远逊于英法。在此背景下，德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相对落后的德国，应当怎样面对英法两国引领下迈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趋势。

仰海峰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素，第一是资本逻辑，第二是民族国家，第三是形而上学。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有相当充分的阐释，没有资本逻辑，就无法形成现代的资本主义。而民族国家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斯密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应当分离，国家不应干涉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过程，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黑格尔则将国家看作市民社会的真理，对于当时的德国而言，缺乏统一的国家便无法形成国内统一市场，进而使经济发展受阻。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强调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统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核心论据有二：第一，他以英国的《航海条例》为例批评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该条例通过管控殖民地的产品、运输和限制竞争，为英国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需以统一的政权为基础，保障自由市场形成；第二，单纯遵循自由市场原则无法让落后国家实现发展，如18世纪初英葡贸易契约规定，葡萄牙的葡萄酒运往英国的关税减免三分之一，这样的贸易看似互利，实则让葡萄牙沦为原料产地，英国则借此壮大工业制造业。因此，对落后国家而言，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促进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和生产力的发展的重要保障。最后，形而上学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要素，其关键作用在于为近代西方重建文化自信提供重要支撑。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科学技术知识发展打破了原本由上帝赋予的传统安全感，若不重新建构价值根基，西方社会便会陷入价值真空。近代西方哲学以数学理性为基石，再次确立了人类理解宇宙的自信，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正是这一自信心的典型体现。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新的文化建构为其筑牢坚实的精神根基，以理性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便承担了这一使命。

在明确形成统一国家对当时德国的重要性后，国家应依据怎样的指导思想来建构成为关键问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自我意识的概念——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自我意识不同，黑格尔认为，作为个体的人首先不是思维性的存在，而是有需要的存在。人因饥饿而寻求食物，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人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源难免产生斗争，主奴辩证法便由此诞生。在这一辩证关系中，奴隶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遵从主人的意识办事，将主人的意识内化为自身意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逐渐发现并觉醒了自己的意识。两种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构成真正完整的自我意识。值得关注的是，黑格尔在哲学史上首个将“劳动”这一原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升华为哲学概念。他早年曾对资本主义抱有拒斥的态度，但后来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对市民社会的深入研究具备现实必要性。在此背景下，黑格尔开始系统研究古典经济学，并从中提炼出“劳动”等关键概念融入其哲学体系。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正是以劳动为基础，劳动不仅推动了自我意识的形成，而且促成了主人与奴隶两种意识的辩证结合。自我意识实质上是一个关系性概念，而非孤立的个体意识。这一理论创造区别于英法哲学的思想传统，成为彰显德国哲学独特性的重要体现。

仰海峰教授指出，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的探究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本质上是满足个人利益与需求的战场，每个人都是追逐私利的个体。市民社会的构成包含三大要素：第一，劳动和分工体系；第二，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警察和同业公会。斯密认为，劳动与分工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生产更多产品满足人的需要，通过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需求正是人的本性；同时，人天生无法自给自足所需要的全部产品，必须借助交换与分工来满足自身的需要。斯密将已形成分工的资本主义社会视作自然社会，再以此为前提论证分工合乎人性，这本质上是循环论证。劳动和分工体系在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体能力的碎片化与机械化，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逐渐脱节，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出现分裂。但在黑格尔的理论构想中，个体与共同体是协同发展的，警察和同业公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同业公会作为行会内部组织，可以将特殊利益置于整体层面进行协调；但超出行业范围的普遍利益，如公共设施损坏、社会治安管理等，需要依托警察的力量来保障，其权力来源于国家。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无法解决其自身运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依赖国家介入和调控。所以，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真理在国家，而不在市民社会当中。作为深切关怀德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黑格尔在反思英法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本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思考。从这一意义而言，黑格尔的哲学是对资本主义时代课题的回应与解答。

随后，仰海峰教授将讨论焦点转向第二部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审视与反思。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其哲学思考和对德国现实的批判最初建立在两个核心立足点上：第一个立足点是理性的自我意识，如普鲁士当局颁布的书报检查令成为扼杀人们理性自我意识的枷锁；第二个立足点是作为市民社会真理的国家。马克思起初也认同国家是解决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的最高理性代表，但在林木盗窃案中，国家并没有秉持公平理性调解利益冲突，而是沦为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工具。对现实的观察与反思，让马克思逐渐意识到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局限：并非理性的国家决定社会秩序，相反，所有权这类物质利益关系才是决定国家本质与社会变迁的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系统性批判，可以总括为以下两点：第一，黑格尔的理论逻辑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将现实存在的一切都视作绝对观念的外化与载体；第二，黑格尔推崇君主专制，而马克思明确主张只有民主制度才是人民的国家。但马克思并未全盘否定黑格尔的思想，他接受黑格尔“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这一判断。既然并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就必须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中探究问题根源。为实现对市民社会的深层批判，马克思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在其研究进程中诞生了异化劳动理论。此时的马克思试图用劳动异化理论来剖析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但该理论仍然存在局限，它未能从根本上科学揭示市民社会的本质规律，也难以深入其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

要真正地穿透市民社会的表象，就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新的理论逻辑——生产逻辑由此诞生，该理论逻辑同时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现实的人并非抽象的理性存在，而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主体；要探究市民社会的本质，就应当回答现实的人“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两个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阐释了社会分工发展的演进脉络：最初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在此基础上逐步衍生出男女分工、城乡分工，这些分工共同建构起基本社会结构。分工本身具有生产力属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催生交往行为，而交往的形成与发展，又进一步孕育出意识形态与国家。马克思以生产为逻辑起点清晰勾勒出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同时确立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则，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由此，马克思揭示出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虚幻性：无论是民主制、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国家本质上都不是超越阶级利益的理性代表，而是为了掩盖市民社会中阶级对立、维护特定阶级利益而构建的虚幻的共同体利益的表达。

仰海峰教授指出，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生产逻辑到《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是最具根本性的突破。此前，国民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人类不能不通过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因而离不开机器、厂房等物质形态的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资本家，资本与资本家可以相互剥离。马克思推翻了这一论断：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并非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中，有必要将“需要”与“欲望”区分开，“需求”指向人在维持基本生存的自然性、必要性诉求，而与资本运作相关联的，本质上是“欲望”而非“需要”。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与资本家的内在统一性：资本家并非独立的主体，而是资本的人格化，是资本实现其欲望的载体。其所作所为受到资本的价值增殖原则所支配，真正的主体是资本本身。所以，“要资本却不要资本家”的设想无法成立，资本的价值增殖欲望必须通过资本家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资本论》中的“欲望”并非个体的欲望，而是资本作为一个结构本身所具有的欲望，即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受到资本增殖的支配与裹挟；价值增殖甚至可以脱离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而实现，如现代金融资本的运作。这意味着一般的物质生产逻辑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与运行规律，只能诉诸资本逻辑的框架去穿透其表象和把握其核心。

仰海峰教授进一步指出，《资本论》中的商品指的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一般商品，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这类商品具有二重性，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其中，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与商品二重性相对应的是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载体，抽象劳动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是商品交换得以实现的本质依据。抽象劳动的提出以具有自由而平等社会关系的现代社会为前提，因为货币若要成为资本，需要摆脱人身依附的自由劳动者作为中介，他们能够与资本家订立契约并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而这样的条件在古代社会是不具备的。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的对应关系，与一般劳动过程从属于价值增殖过程的逻辑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资本论》的核心议题是揭示资本的运转形式与增殖规律，探究资本如何通过商品生产、交换与流通实现自我增殖，这正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达成的哲学目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与黑格尔仍存在一定相似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期，马克思虽保留了劳动异化的分析视角，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同的是，他不再把“异化”和“对象化”对立起来，明确二者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内在统一性：对象化即异化。人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意味着本质力量出离自身而存在，而异化的含义正是人与自身本质的疏远与对立，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此时的思考重心已不再是用“对象化”来反对“异化”，而是转向探究如何超越产生异化和对象化的资本主义机制。《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真正地理解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与内在矛盾，指向对资本逻辑本身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根本超越。

最后，仰海峰教授作出总结，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认知与立场的差异。黑格尔实际上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其理论目标是调节市民社会的内在问题，而非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首先，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市民社会内在的矛盾，推动其向良性方向发展，无需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其次，对于无法在内部化解的矛盾，可以通过世界历史的扩张逻辑解决，即借助殖民扩张来向外转移内部压力。黑格尔的殖民扩张理论遭到了卢森堡的批评，他认为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如果不能实现，就无法扩大再生产，而工人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存，无法消化过剩商品，因此资本主义必然需要向外寻找新市场，通过殖民扩张消耗过剩产能。但这一逻辑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完成，剩余价值便失去了实现的空间，资本主义制度终将面临崩溃。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直到19世纪30年代后，欧洲爆发三次工人起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才逐渐凸显。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深刻洞察，指出资本主义本身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市民社会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被改良，必须被打破后重建，但这种打破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充分吸纳资本主义已创造的先进生产条件与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实现人类解放的新社会。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承受者，也承载着推动社会变革与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因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立场与矛盾解决路径上，实现了对黑格尔的彻底超越。黑格尔将资本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形态，认为其矛盾可通过国家或殖民扩张调和；同时代的国民经济学家等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的即合乎人性的，进而为其永恒性辩护，主张无需根本性变革。而马克思彻底超越了这种认知局限，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唯有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桎梏、重建解放人类的新社会，才能获得真正解决。

在本次讲座的与谈环节中，张文喜教授认为，仰海峰教授的讲座兼具纵深感与历史感，清晰勾勒出从自我意识到生产逻辑、再到资本逻辑的完整演进脉络；同时指出黑格尔思想的核心指向是民族国家，通过神正论式的论证将民族国家神圣化，并以自由概念作为理论引导，而马克思的理论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与现实的个人。罗骞教授对仰海峰教授提出的黑格尔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与立场存在根本差异的观点表示非常赞同，并结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展开补充，马克思明确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批判旧唯物主义哲学家本质上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而这一市民社会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市民社会，其立场内核也必然是资本主义的。

历时两个小时的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周嘉懿/文  张天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