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流出

[摘要]：在中外学界所转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表中，有若干个指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等。根据当代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真理逻辑更精细意义上的规定，各式各样教科书是历史性的文件。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和规范性理论研究都需要回溯到其范式的确立。其中，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实在上安立不同的名字，形成截然不同的本原之统合模式。但我们不能把每一名下的所谓本原理解为独立的。从对本质的信诺来看，正确的名称是为了研究现实的关系。名与所名之物不仅不离精细的逻辑规定，也不离存在论承诺。依此，在这个名与本质关系之内方能观审正确的指称关系。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规范性名称，以此之故，若干指称或名义定义上的对立终究是相通的。基于这种共产主义体系的真正基础和内容来立规而制订名称，终究为了寻求人的自由解放汲取力量。

关键词：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 范式 名称 共产主义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个崇高概念。当我们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是什么？”时，它也就是共产主义学说。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常有人怀疑：难道一个不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就不可能是一个崇高的人吗？应该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把共产主义信仰设定为给定的。在某种意义上，给定信仰状态不过是为流俗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提共产主义作为“信仰”这个词。那本小册子提出的最重要论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是直陈语气（系词“是”指主词和宾词的同一存在），并且汉语在语法上没有虚拟式，正契合共产主义名称的制定的客观性。这样，我们对论题的注意力便可集中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能否拥有一个历史的出发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这样的历史出发点，不管它是多么崇高，却终究不是作为“将来的”期待，而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自信，也就是说，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了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才去相信它。

这让我们不得不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关系的讨论，何以逐渐演变成关于“信仰”与“怀疑”孰是孰非的哲学争论。但说到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就是洞见历史真理。而消除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怀疑并不是它的一种质地。它有另一种质地，它是对历史真理之严肃和诚实的思考。若有人自己误解共产主义的真实意义，比如说，他听说共产主义学说能够把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分配给他，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与其坦诚共鸣。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像眼下对于我们来说所有我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的分配正义之想象一样是不真实。这个时候去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应当恰当地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这段话：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听起来是很浪漫的。这段话，按照今天的品味，可能听起来显得像是一种差异哲学的话语之泛滥，并且指向一个不可再现的过去（所谓黄金时代）。我们却往往被这生动而浪漫的描绘打动，不能自拔。但这里的关键是，在有可能对此提出怀疑而产生“失望”之前，必须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讲明的所谓“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指的是什么。若有人认为，这里讲的是针对每一个愿望的实现问题，或者类似老套话那样说“我们爱干啥就干啥”，这样了解的话，绝不是严肃的。必须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字当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指明共产主义之不可动摇的根基。就这根基而言，不存在什么确保每个人愿望实现之现在在场的可能性之类的幻想。因为沿着这条让每个人愿望实现的道路将陷入抗拒时间流动的信仰之见证的泥沼。这就是问题所在：这里的论题不是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命题，而是关于每个人与社会分工的关系问题探究。这一工作几乎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这让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看到那个更高的东西，即共产主义哲学对于人性和自然性的无比独到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在那些最高级的创造活动那里，恰恰是一种只能靠联合起来的个人方可把最崇高的事物陈述出来。联合是一种聚合的力量，是对于自私的力量的否定。

于是，该论题并非关于漠不关心的个人怀着愿望的实现而对共产主义真理进行朝拜，而是一个自由发展的每个个人与分工产生的社会统治力量的关系。社会分工出现以后，恰恰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这里，马克思讲的正是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处境。这样的话，我们每天干的事不是表明人的独立性，而是表明异化和社会分工的强大。

在我们关切这种“异化”的世界历史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严肃讲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的愿望不会被实现，我们的希望不会被达到，我们的欲望不会被满足？不是！谁也不会否认这样的说法，但它们的科学认识价值极小。我们应当知道，他们教导我们知道的是：“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来说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缺乏实现的手段。”若我们承认他们的这个教导是对的，那么辩证法的无所畏惧就表现在承认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与历史唯物论的断裂。

诚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见解。它们或许可能是轻佻的。因为见解基本上就是想法，根据这个想法，或根据那个想法，充其量，它们在性质上属于试探真理的谬误。比如说，这个世界是容易受到盲目的物质力量支配的，世界的各部分会发生不随人愿的破坏、变化，这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这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此来标示：共产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宝藏。而这宝藏标示着，共产主义从来不缺乏来自日常生活实践的强有力支持，而那种让它真正获得意义的历史庆典场合（比如“十月革命”），我们仍然不能用它来粉饰自己的世俗愿望和自由的渴望。可是，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在自己每日劳作时做出一些令人称赞的日常成就，这就像是求证有关共产主义的消息。最后，见解、求证、行动，是作为我们能够理解的共产主义哲学所包含的基本面相。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教导我们这些面相？他们不能教导我们什么别的吗？回答应该是：他们没有想过这样的可能性。他们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理想”、“状况”或“一下子”这样的词表明，它们是从经验的角度而言的，并且只是以感性论为确定性的存在概念。这绝不意味着屈从于被黑格尔当作精神的一种属性或理想的状况，反倒有可能考虑这种应当确立的理想状况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即乌托邦。在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也依然如此处于清醒状态。他说，“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以西欧的发展事实为支点。退一步说，即使相信西欧的发展模式是普遍的，但却不能凭意志相信它。

不是空话和胡言，也不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已然是合乎道德的自然本性的结论。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从经验中知道人类社会的理想，即没有商品，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剥削，没有国家统治关系。用这些清楚的词语来宣称最崇高的事业。然而，《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也找不到“终于”这一句时间短语，因为许多带有泛神论调门的预言就是以之为结论的：比如说，“终于”得到自由或解放云云。但是，我们相信，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很尖利。比如说，有个人很渴，我们知道渴需要通过喝水来解除，但是我们会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人不相信水确实是水，并且能够解渴。所以我们只得骗他喝水，把水说成牛奶、蜂蜜或者可乐。我们给水添加了诱人的颜色，比它看上去更有吸引力。无非是让他解渴。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颇为不易。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何以进展到下面这个洞见，即共产党人不提“任何特殊的原则”，对这一点，除了通过上述类似于帮助人们了解水能够解渴这样的实情，我们绝不可能想到还会有什么其他方式能让自己知道这一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已经通过实事求是和权变，通过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精神在场而解放受各种神圣观念奴役的民众。

但正因此，这种安于权宜并非总是更好的。只是因为若实际上的原则我们不懂，那就只能讲权变的。后者更容易让民众思考如何从实际开始，如何由行动解决。若真是这样，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上，确实存在共产主义的许多见解，它便存在于我们社会里，存在于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夹缝里。按照列斐伏尔的提问，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曾经生产出自己的空间？”现在我们以此问题能够观察到根本性的差异了。如果说只有信、解、行、证才是真正信仰的需求；那么，只有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人类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信念、行动与实证之间的关联。从这一点看，我们解后生实信。信后入实践。实践为我们提供确凿性而使我们不再迷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瞥见了真正的一种可能性。它又为我们时代指引了一个避免分裂而觅得更高的统一性的说明。

二、 辩证唯物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态度：在他们看来，名称由设定而存在。这个由名称变化无常和被现代性围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然失去其容貌。翻开教科书看，人们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做的标记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等等。这些名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何？甲说，哪里讲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哪里就要求有辩证唯物主义出场。反过来说，哪里有辩证唯物主义，哪里并非必然地要求历史唯物主义。乙说，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关世界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和未受人类干预之前的事物本来状态（自然）之标示。人类活动、冲突的秩序和人类解放则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缺的主题。丙说，没有一个明确的、决定性的名称，就带来其他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侵袭。确定性和怀疑，真理和谬误将无从区分。当前，会有多少人不会因这样一种称谓纷杂、名目繁多、命名驳杂、标签泛滥的哲学而免于空洞的客观东西的劫掠呢？若名称终究相应直接是现成的东西，而不是在对他物的区别之中，它怎么能拥有自己的名称呢？

由此进而可以得出，此名恰恰与他名不是同类的东西，而是有别的。但某种意识形态之争却不断固执一点：此名正是此名，而他名是他名。这就好比一个人仅仅掌握语义学的基本规则，他就去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备地具有理念所完备地具有的东西。那么，这里所争论的究竟是什么？行家通常在这里喜欢和马克思、恩格斯一起提到黑格尔：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体系。“体系”在这里往往是泛指，亦即关联于“绝对统一的意识为基础”的观念。众所周知，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观念。其涉及的根本是：一种秩序、存在的结构、框架、根据。当然，康德也可以说，“我把体系理解为杂多的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一的统一。这个理念是关于一个整体的形式的理性的概念。”照此来看，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历史性文献，在以为必须搞出一种哲学体系的意义上，放弃其体系的设想现在看来是必然的。据此，人们在说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或生殖系统时，理念上具有某种“完备”的特征，但这些系统并不是体系哲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科学性的。这并不是因为体系本身似乎不可能的和不重要的，而是因为真正的体系只能包含在某种使用必然性概念的哲学形态中。谁要是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得不弄出些条条框框，谁也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告诉别人没有体系才是伟大的哲学。进而正是由于这一点，若非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扬弃，要想成为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就不可能。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官方意识形态钦准或思想训练必修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意味着，即使连一点别的哲学没有修，某种有分量的思想实实在在已得开显。这个根本差别说明了，为什么有孔子、老子，但没人可以说，真理的居所全在他们那里。所以说马克思与比如说孔子相遇，并非做作或偶然的知识安排，而是出于通向历史真理的道路。

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日子好过”从来都不是凭借条条框框。事关宏旨的不是对共产主义做某种证实，而是要对它进行实践说明。每一个还没有养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进行暴力解读习惯的人，决定性的事情是首先确定文本中的那些对体系的最为清晰批判。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等文本，拒绝任何哲学体系，但它们尊重历史的前提和可靠的实证知识论证。而只消看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当下的发展情形，我们便会相信，单单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具有一种诉诸体系而排拒实践的意义就已经很令人困惑了。但如果除此以外还要认为，这一学术体系拥有一种公式般的永恒“重复”，那就造成更大困惑了。

关于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奥义开解已然被经典化：大约1927至1938年之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存在着把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视为马克思的哲学的观点，便是落在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脉络中。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塑造。这实际上是在说，共产党内部的个人崇拜的发源地不是先发生在中国，而是在苏联。下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很典型地反映某种自我封闭体系中的言论：

“斯大林同志的光辉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和革命性地改造世界的强大手段，是反对唯物主义的敌人、反对注定被推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武器。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发展史上新的、最高的阶段。……在其书中，斯大林同志无比明确、简洁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出了他们在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中的重要性。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中同样深刻、有力、简洁而又带着党的政治倾向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用来描述党的整个世界观的擘划，其意义在于：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它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是更基础的、更高级的形态。

对这一点的确定，是随斯大林主义以无与伦比的力量重申了主体性而被确定的。随之也被中国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被动接受。彼时，可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对最伟大人物的崇拜是全方位的。斯大林是最高、最伟大以外，哲学家、理论家、单位领导、经济学家等等，也是生活领域中最伟大的。在当时氤氲着斯大林主义的氛围中，人们还神话般地在生活中吸收了主体性。比方说，1949年《真理报》的一篇批判文章把杂技马戏团的表演批判为只知道简单地逗人发笑，没有思想内容，没有教育观众对付阶级敌人。但情况远不止于此。仿佛是意料之中事情，即为了不让通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错误遭受任何怀疑，彼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把所有证据拼凑在一起，所以“斯大林去世后《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更耸人听闻的文章，意思是萨拉托的一家工厂里造出一台机器，其产生的能量比消耗的能量多——因而最终取消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同时证实了恩格斯的论述：宇宙中耗散掉的能量也必将在某个地方聚集起来（具体地说是萨拉托那家工厂）。但是，事过不久，《真理报》不得不公开地、恬不知耻地认错。”这是个信号，表明思想禁锢的境况是纯然暂时性的，在最高意义上是偶然的，尽管某人获得某种偶然的东西会为他自己争得一种持存的特性并使其独立生效。

从本原角度讲，每一种哲学倾向都隐含对现实深重矛盾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见，黑格尔哲学的“神正论”是德国现实矛盾的反映。当时，德国的思想领域，那些搞精神建设的人们，把哲学当生意，搞批量生产，进行假冒伪劣生产，买空卖空、伪造商标，这些行为皆是现实生活当中信用制度崩塌的标志。但与此不同，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教条主义来讲，矛盾性是带有特殊的符号游戏的性质，因而彼时的人们可能像一个总是行为迷糊的人那样搞出一些昨是今非的事情。显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形态奉为绝对真理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会使人们轻信某个名称表达了它的真义，即真正的解放或自由的品质。我们不如称它们为批判的武器。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所寻求的这些关于存在性质的知识框架之封闭性当从我们手中脱掉。这里蕴含的意思是，“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

经过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共产党人的哲学。它的言说方式与观念性重演无关，与认知迷狂无关，与后现代主义所讲的倏忽闪过的景观社会批判无关。不过跟这番具有否定性的话语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详细阐明了一个不同的真理概念。比如，马克思肯定了资产阶级对自由和平等的崇拜的进步性，但是他不可能肯定这种通过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形式自由和平等。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是要废除的。同样，西方哲学玩弄语义含混的华丽辞藻或使用诸如民主之类大词是要废除的。毕竟从意识形态的本质来看，这些观念自身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因此，凭着对自己始终让自身隶从于时代之下的这一关系，意识形态也能给出一些其他有根据的理由，人们可以在一切事物里面认出那已经被标记的东西。例如，玫瑰花、一面红旗、纪念碑和广场，这些东西具有性质、形式和形态的不同，在诸多不同形式中暴露了它们自身身上的东西。对于这点应该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认识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关系。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它的体系发展的动因是人类解放，贯穿其整个体系的精华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意义阐明。它的创始人是了解他们自己在做什么的。

在这里，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务必要做两个区别。一个是，把那些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动因和精华的东西同对它们以批判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仍然疑虑，资本主义时代的平庸的人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导吗？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下建议：整个社会应该革命化，改变一切不合理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可是，如果再听到他们告诉我们一些额外的信息，比如，既不能用类比的方法规定共产主义，也不能对它说出任何别的宗派式的话语，而是应该抓住直接的明证性本身，要超越共产主义本身，就会感到很困惑。甚至许多人会回过来猜想，这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再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呢？

所以共产主义就不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再举例来说。因为听说了所有资本主义道路给人类大多数人带来了痛苦，所有那些关于童工的悲惨故事，和不断延长工作时间的可怕描述，如此等等，大多数人愿意听从这样的话：假若我们工人能够人人成为资本家，所以我们最好勤奋、辛苦、节约。有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提出平等工资的口号。但是，要是知道马克思曾经批判过此类观点，即蒲鲁东所说“工资平等”是所谓“天命”的说法时，恰恰因为这些人迷信天命的意义上是明白的，因而在蒲鲁东等人那里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更难理解的是，由于没有天然正义，因此以人类理性去净化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弊病，跟使用社会利益自然和谐的安慰剂难于区分。在这层意思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现在人类理性面前，安慰剂的功能便消失了。毋宁说，它不仅是对所有安慰剂的废除，而且是对一切精神造物主的废除。

在与无神论的直接关系中，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感兴趣的是作为原则高度的共产主义变奏性，而不是单一的变奏。若命名就是一门让隐藏的东西得以发现的科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其各种命名而变得可以理解。只要假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展开自身的人类主体，那么毫无疑问，它的体系只有唯一的一个主体（无产阶级）。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能给这个意义上的主体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固定概念。我们可以说，那些以固定概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概念的人，免不了错误的知见。像这样一些人，立即会下意识地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是没有确定性的真理，是一种知识的退化。但我们可以认为情况正好相反，马克思不拒绝任何一个这些关于本原的意见，因为他坚持可能的东西。马克思甚至会断言，本原作为生命整体是无穷的“多”，而不是“一”。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

摆在我们面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历了180多年演历的历史性产物，就像矿物，这是一个巨量的知识层次累积的产物。把180多年里的工作掘开，才能达到矿脉之根基，才能认识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没有具备一种关于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认识，又如何能够认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此外，单是就一个卓越的研究门派而言，只有我们经验到它成长起来的特殊历史环境，我们才能理解它的各种各样的特性。今天，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跟诠释学结合，为我们提供了开放式阅读的可能。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衍义过程非常复杂。从马克思主义文献释读角度上看，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一词来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哲学基础的。只是从时代关系看一个哲学观点要占上风需要诸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所有制关系等方面的加持。当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时，他的世界观是指把自身奉为绝对的完备世界观。斯大林从共产党之统一意志的高度对体系概念作出规定。体系是被设定为本质的现实。作为体系形成的原则是关于存在本质的问题。为此梅洛-庞蒂写道：“但必须要问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否容许在偶像崇拜与真正的神性之间进行区分。……要让‘客观性’在一种唯物主义中有其份额是很难的。”为什么呢？梅洛大概更忠实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他明确地知道，唯物主义辩证法“通过把自己描述为是者之反映，自在的历史进程之反映”。这里的意思是说，唯物辩证法相信革命可能性已经一开始就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东西。

在斯大林构想的世界观里，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这个判断是真实的，而说它也研究人类社会则是不真实的。但是，人们可能会怀疑：一、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关于宇宙的一套辩证唯物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或者说这里出现两种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相互从属的。二、独立于上述问题的另一个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没有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增添哲学本原上的检验。因为显而易见的是，通过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那些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套话中，这个作为自然本原和作为历史或实践本原应当分别获得某种科学基础。由此，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部著作算是执行这个分割自然和历史计划的开始。谈到执行，著作的标题已经表明，这部著作并不包含任何关于人类自由的精要洞见，而只包含一种自然哲学理念和推广。未确立真正的历史。正如列宁批判普列汉诺夫荒谬的论断所说的那样。“发生在神经细胞中的某个过程乃至对此过程的‘主观’意识”与世界历史过程相似。这种主张的意义为以下观点埋下伏笔，即“历史唯物主义”乃是指“为了阶级斗争的科学”。

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际其他地区的撒播，就预示整个问题的新的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居于优先性。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初在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是以“历史客观化和在一定意义上自然化”的可能性问题来作想，并且首先是在同否定“解释总的自然界和具体的动物界的规律和概念推广到历史方面”的根据的关联中来作想。深受拉布里奥拉影响的葛兰西曾经批评说，辩证唯物主义表现为一个轻忽“历史”、并且用“形而上学”来装饰唯物主义的脚凳。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强调的是历史，而不是“唯物主义”。“它既表示历史唯物主义，又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在人对自然的物质交换场所社会中表现得非常明白。卢卡奇认为，对于人而言，自然“仅仅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不是自然本身”。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深远变化实际上是发生在研究对象范式上的普遍变化。这一历程是通过把“包含说”（“在以宇宙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论体系中，研究历史[社会]的那一部分便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哲学地位和“推广说”（“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对自然的看法，把这种看法推广去研究社会，就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地位区别开来。当然，还有一种“同一说”，即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我们不会讨论琐碎的细节。我们主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观点。从这里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命名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名称。就像天体金星的记号方式一样，在日出前，古人叫启明星，日落后古人称长庚星。按照这个释读，辩证唯物主义大致可以抵达那个没有感受到的自然本身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则达到关于社会历史科学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在指明恰当理解的本体论要求里面，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我们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关于存在东西的知识框架，而是一种以契入人和自然结成统一问题的楔子。所以，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分离是没有道理的。

回望历史，哲学曾经讲过一个关于人类如何获得外部大自然世界经验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在整个整个夜里沉浸在思辨之后，他早上向初升的太阳叩首礼拜，就像如今整个时代把全部精力耗费在对大自然的研究上，有许多科学家默默无闻度过他们的一生。但，一直没有停止过向蒙着面纱的自然女神礼拜。他们会说，体系是人的认识所不可及的，但他们又会说，这无非是说对于人而言并不存在体系。更进一层说，哲学家的故事主要强调哲学和科学研究的不同。科学家不关心他们发现的最高本原是什么。只有哲学扮演了刺头和挑战权威的角色，最后，哲学家作为爱自由的人在体系哲学观照中取得了胜利。

但这一切力量都仅仅源于哲学家原来想表达的事情：岁月静好背后（人与其自身以及他周围的世界是统一的），是人站出来和承担自由的勇气。如果说科学家只管自己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静谧世界里，那么哲学家就是对其状况最敏锐的怀疑者。哲学爱自由，或者自由就像爱智慧。这种自由就是人的历史。在这里，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仔细体会过自己和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孩童时代，父母不会自愿让我们脱离他们的监护。从理性角度看，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很不自由。但这是一种哲学上很自然的状态。等我们渐渐长大，就脱离了那种自然状态。我们就叛逆，就陷入与父母对抗。我们越来越自由。我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一点先不管。我们走出这一步，是从那种与父母分离开始的。从今往后，我们对以前认为自然而然的看法发生了性质改变。比如我们将大自然总是结合起来的东西分离开来。小时候，我们很粘自己的父母，长大了，就独立了，不粘父母了。我们要把自己投身到不确定的命运中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相信，没有谁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命运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与此同时，没有谁会否认，由于他自己的性格的行动是一种看起来是自由的行动。所以说，与父母分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是要回归那种与父母统一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犹如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瞩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比喻。从哲学上讲，这个过程就是：人从自然状态走出，与自然统一走向对抗，最后重返人与自然的统一。所以，德国哲学将自然或外在自然界和人的本性或内在的自然用同一个词（Natur）来标记是对的。

到这里为止，也就是到人类在地球上的行止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做的事情应是去分析其历史意识的内部和外部现象。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历史唯物主义。但那个貌似收缩的自然观，亦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按有的人的说法，就是个“小名”。这里似乎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有些无足轻重了。似乎是说，比较狭隘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能描述由人类生产力以及人类语言蕴涵着的创造的可能性构成的世界。而历史唯物主义到达了那个肯定性本原，亦即到达那个人类自由同世界整体的联系。进而，自由过去在实践理性领域只是作为某种知识论和道德上可以设定的东西。现在，它成为一个统贯于潜在的社会存在之物上可以理解的实践的东西来发挥作用。

此外，辩证唯物主义还包裹在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限度内的自然观中。正如人的意愿自身捆绑束缚着意愿，自然科学只不过显现为一种外化发展的生命本原。在那里，人最终在事物中找到的东西，只不过是他自己塞入事物的东西：比如科学发现万有引力公式，不过是人类早点或迟点塞进去的东西，找出或发现它，就叫科学，塞入或入藏，就叫艺术、宗教、爱情、自豪。所有的力量已然深藏在地球内部，我们在这里承认两种人职责。一种人职责是找出，另一种人职责是塞入。基于这些假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叫什么名字不是作为包揽整体（相对部分而言）的一门科学设定，而仅仅是标示人类实践活动兼有对立面于一身的性质和效果。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实践统一体为殊胜。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同名”假设，即各种名称作为谓词是同一个东西。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不在于，由于将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命名。我们认为，要说明它们是如何被命名的，存在着哪些命名者，并且，有多少记号得到了数点，这些都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

四、 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

学院里的哲学家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概念时已经暴露以下事项：即必须在一种当代逻辑学的意义上规定每一个名称里的纽带的真实联系。当自然归于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归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不同名称的东西能通过彼此，也能通过一个第三者而被谓述。由此，人们可以合理地说，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实践。但，人们可以合理地质询，实践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即社会的组成部分吗？马克思不是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这也说明，人们没有什么理由累赘地从实践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个东西。这里，我们希望一般地指出，马克思本人并不关心他自己的哲学本原是什么，毋宁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本质。相较于自然本原，它是更高本原（如果可以以低比高的话），而更高本原因此需要前进一步，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通向历史与未来的纽带而呈现自己、理解自身。

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创立者都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如果体系本身设定是随个别创立者的人的自由一起设定的。单单这种主体意识是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研究的论述容器和动力而言，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如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研究一样，就像田鼠那样“不声不响地前进”，以便取得“真正的哲学认识”，与此同时，反对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的展现。我们只要仅仅注意这一点，就会觉察到潜隐在其中的两个本原的表面上冲突：一个本原是历史，所谓历史嘛！要努力向前，驱动社会发展过程，另一个本原是自然。所谓自然嘛！阻挡和阻止着这个变化趋势，要抵抗社会发展过程。但单单这样讲是不妥当的。毕竟人们还可以合理地说，那从一个部分来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东西，从另一部分来看，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可以说，连一个小孩都会去认识和把握那个起源于源头的那个东西。小孩常常问大人未必能够回答的问题：一切东西究竟是起源于哪个东西？小孩会知道，那个东西不是位于时间之先，如果时间之先的东西，小孩不知道，小孩能够知道的那个东西是始终持存着，如果不是始终持存着的东西，小孩也不能把握其之所是，所以，小孩能够把握和认识到的那个东西，一定是既在时间中的，又在每一个瞬间位于时间之上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回答应该是，实践或人的活动。正如在人那里，实践是最高的东西。在实践那里，人如何与自然相关，自然就如何与人相关。

这也说明，我们要在总体关联脉络中通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这样的一种想法，当然要以下面这点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原本并不在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体系中，也就是说，它原本是一个非体系，一个并不处在概念分析、原理分析、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诸传统知识体系关联脉络中。现在，西方的一部分学者正在注重温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或《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一些篇章。西方人大有用马克思的某个篇什冒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或全部。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本质的意义上是不同的，有着高低之分。这里不是一个单纯的统一体，而是一个整体，或者说完整的统一体。而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世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点八卦，就是，马克思没有哲学，反倒有一种马克思“告别哲学”之说。在这个环节上，马克思当然不会知道后来发生的诠释情势，只不过他自己很早就申明“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意思是说，总会有一些片面的观点被冒充为他的观点，也总会有一种排他的体系被非马克思主义者捧为圭臬。

通常如果有人问我们：一位哲学导师，比如，马克思，有没有教导什么？我们会回答说：有的。如果人家再问我们：马克思教了什么？我们会说：他教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显示出我们有某种主体意识，某种做出肯定性断言的行为，对吧？当欧洲大学生问：马克思有没有说过经济决定论可以标示唯物史观？恩格斯回答：没有。换句话说，恩格斯是在说马克思没有观念论者所承认的经济决定论。这相当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合理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哲学的哲学，一种放弃终有一天能够通过体系这个概念终结矛盾的准希望神学。马克思又会说，派系思想迄今为止都成了错误。所以“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前面所阐述的那种反对体系的环抱中，哲学体系是一种决断，是一个结论，意味着像黑格尔那样哲学家在总结过往，在自我限制，抛弃别人教授的东西。意味着有个人有某种主体意识，是个裁判。或许这个裁判会说：“我发现，大部分派别都在他们所宣扬的方面做得非常棒，但在它们否认的方面则没那么好了。”（莱布尼茨语）可见，在这里，个别体系恰恰是不完备的。因为只要有结论就要有能够透视一切的参照点。而马克思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很厉害地所谓透视一切的参照点的发现。或者，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拥有没有透视一切的参照点的参照点。然而，没有任何能够透视一切的参照点，并不表示我们思想可以为所欲为。天才的产生也是要用环境的条件来解释的。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嘴巴上说的为所欲为和行动上的为所欲为两者间有了矛盾。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教义，就是我们必须试着去把握和认识在全部时间之内超越于时间之上的东西。恰恰在这里，出现了全部时间的一个伟大历史迷惑。它被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之谜。在共产主义之谜中，自然和人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依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东西。确切地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种解答意味着，自由与自然是更高阶的统一。这就是人的完整本质的固有根据。

原文刊发于《学习与探索》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张文喜，自拍流出 教授，博士生导师。